彼得。海斯勒写过三本关于中国的书，每一本都是经典，在中国大陆能看到的唯一一本中文书就是最新出版的《寻路中国》，英文名为《Country Driving》。这几天刚看完了第一部分：城墙。

　　长城的理解：

　　18世纪，一大批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。他们听到了秦朝的故事传说，看到了明代长城。无一例外，他们头脑里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了一起。这一想象中的线条——从秦朝延续到明朝——变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“长城”的东西：大家认为，这是用砖头和石块筑成的一个单体结构，历时两千多年，像地图上标志那样，干净利落地横穿中国北方地区。1793年，一个名叫约翰。巴罗的英国人，浏览了北京附近的一段城墙，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东西进行了推断并由此宣称，整个墙体使用石头的数量可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稍小一点的城墙。（他并没有意识到，西边的城墙要小很多，而且是用夯土筑成的。）1923年，《国家地理杂志》宣称，人在月球上可以用肉眼看见地球上的长城。（事实上，1923年没人能从月球上看得见长城，现在仍然看不见。）一时之间，中国的知识分子试图抵制这样的夸大其辞，因为他们相信，外国人混淆了历史学和地理学这两样东西。可是到了后来，寻毛泽东来说，神话故事更具有吸引力。他认识到了作为天然屏障的长城所具有的象征意义，因而高度宣传长城。不过，在一个缺乏古代建筑学术传统的国家里，要把这个记录纠正过来绝非易事。最终，似乎是中国人认了输，采用了外国人提出的概念，时至今日，也只有一个翻译过来的词语可用：长城——很长的城墙。

　　为什么要修建长城，作者的观点如下：[separator]

　　游牧民族多不是侵略者——一般而主，他们对攻城掠地不感兴趣。他们要的是汉人的财物，不是汉人的文化，这一点一直让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烦恼不已。南方的情形不同，中原王朝在南方的扩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文化压制，而不是武力征服。美国历史学家亚瑟。瓦尔德隆写过一本书，书名是《中国长城》。在这本书中，他记述了明朝时期发生在北方地区的几次冲突。他告诉我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弄清楚中原人的立场十分重要。“对他们来说，那不是指中原文化，”他认为，“那是指所有文化。任何人都自然应该遵从——不管他是哪个民族，这就像每个人都得接受做牙科手术要使用奴佛卡因的道理一样。总体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。中原帝国向南扩展的过程中，不是中原人在迁移，而是当地人改变民俗。他们伪造家庭图谱，修建祭坛——他们的所作所为，跟任何想进行文化入侵的人一模一样。时至今日，这就是中国人的力量。这不是武力。他们不需要密探，不需要卧底。有某种东西让他们成为中国人这个群体的一员，而正是这个群体令周围的人对它产生兴趣。”

　　“首先对此不感兴趣的，就是骑马的游牧部落，” 瓦尔德隆接着说，“这令中原人十分头疼，因为他们已经用文化这个东西，把其他几个边上的外族人都牢牢地束缚住了。可骑马的游牧民族不管这一套。他们只管跑过来，强奸妓女，放火劫舍。对中原人来说，这个问题如同美国人遇到基地组织这个麻烦事。教他们学做美味、老式的美工烧烤，把我们的生活全貌展示给他们看，他们肯定会喜欢这一切！可是，这根本不管用。在中国的文化里，同样存在类似的错误路线。是对文化这一力量保持极度依赖，还是要有诉诸武力的意识，这两者之间存在错误路线。”

　　几千年来，中原人的基本上徘徊在这个路线两边。他们有时对游牧民族采用进攻的方式，而且跟“野蛮人”一样，时常采用极其残暴的手段。中原士兵血洗营寨，屠杀妇女和儿童；他们使用生态战术——纵火烧毁牧场，以期饥荒逼出游牧部落。当然，中原人还修筑工事，在北方修筑的一堵堵城墙延绵数公里。这种战术在明代尤为重要，因为这个王朝太羸弱，根本没办法招架游牧部落的进犯。

　　游牧部落的问题很复杂，汉人的解决办法同样如此。像明朝这样的朝代，会把各种策略结合起来使用；他们尝试过进攻性的对抗办法，他们修建起具有防御功能的道道城墙，他们也依靠贸易和外交手段。明代皇帝曾经赐与蒙古首领物品，并对其加官进爵，让他们在边境沿线　的要塞之地主抚育贸易。杀胡就是这样的地点，在明代它一度成为名的贸易中心，城墙之外的人们争相前来与中原汉人进行物品贸易。不过，这种贸易通常是不对等的，因为除了马匹，游牧部落合的不出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中原人的需求。而政府往往要对这样的贸易点进行严格监管，一个原因他们不想让蒙古人换到可以制造兵器的铁物品。最终，出现了无法超越文化的分歧。中原人长于种植庄稼，生产商品，他们主导了集市贸易。蒙古人不具备管理才能，但却长于劫掠。这样一来，无论早晚，这两个迥然相异的族群间都会产生暴力冲突。